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文化精神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执著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